《北大史学》是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学术集刊。本书为第25辑，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专号。本辑收录特稿1篇，专题研究论文10篇，学术综述与学术史研究各1篇。作者既有本专业领域的权威学者，也有优秀的年轻学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微将陆续推出《北大史学》专辑文章。本文为《汉初的“南方火德”及其转生》，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王景创。

《北大史学》是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学术集刊。本书为第25辑，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专号。本辑收录特稿1篇，专题研究论文10篇，学术综述与学术史研究各1篇。作者既有本专业领域的权威学者，也有优秀的年轻学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微将陆续推出《北大史学》专辑文章。本文为《“更始”思想与汉代政治文化》，作者是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董涛。

《北大史学》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学术集刊。本书为第25辑，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专号。本辑收录特稿1篇，专题研究论文10篇，学术综述与学术史研究各1篇，作者既有本专业领域的权威学者，也有优秀的年轻学者。 即日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微将陆续推出《北大史学》专辑文章。本文为《尚书侍郎复置与梁代政治文化》，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胡鸿。

《北大史学》是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学术集刊。本书为第25辑，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专号。本辑收录特稿1篇，专题研究论文10篇，学术综述与学术史研究各1篇，作者既有本专业领域的权威学者，也有优秀的年轻学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微将陆续推出《北大史学》专辑文章。本文为《成汉皇位合法性问题的源起与影响》，作者是湖南大学的单敏捷。

《北大史学》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学术集刊。本书为第25辑，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专号。本辑收录特稿1篇，专题研究论文10篇，学术综述与学术史研究各1篇。作者既有本专业领域的权威学者，也有优秀的年轻学者。 即日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微将陆续推出《北大史学》专辑文章。本文为《西汉边郡基层官吏训育考察——以肩水金关“为吏”简和居延“《吏》篇”木牍为中心》，作者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焦天然。

《北大史学》是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学术集刊。本书为第25辑，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专号。本辑收录特稿1篇，专题研究论文10篇，学术综述与学术史研究各1篇。作者既有本专业领域的权威学者，也有优秀的年轻学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微将陆续推出《北大史学》专辑文章。本文为《再论梁武帝的素食改革》，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志远。

《北大史学》是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学术集刊。本书为第25辑，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专号。本辑收录特稿1篇，专题研究论文10篇，学术综述与学术史研究各1篇，作者既有本专业领域的权威学者，也有优秀的年轻学者。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微将陆续推出《北大史学》专辑文章。本文为《“戎秩”与“虏姓”：西魏—北周的“官族”认定和谱录撰述》，作者是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历史研究院副教授陈鹏。

《北大史学》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学术集刊。本书为第25辑，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专号。本辑收录特稿1篇，专题研究论文10篇，学术综述与学术史研究各1篇，作者既有本专业领域的权威学者，也有优秀的年轻学者。 即日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微将陆续推出《北大史学》专辑文章。本文为《“奉法”与“秦法”：〈史记〉一处校勘的政治文化解读》，作者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陈侃理。

本辑所收的专题研究论文，大多曾在2021年10月中旬北京大学主办的“文以成政：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早期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指定专人评议，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但也有一些与会论文因故未能收入，这里将完整的会议纪要收录进来，稍稍弥补遗珠之憾，也为当时的讨论留下些许印迹。以上这些论文选题意义未必重大，思考未必成熟，但多有各自的新意，应该能够反映出近年来中国古代（特别是前期）政治文化史研究的一些特点。作者们大多通过开掘新史料或精细研读和严格批判旧史料，提出具体的新看法。

《北大史学》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学术集刊。本书为第25辑，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专号。本辑收录特稿1篇，专题研究论文10篇，学术综述与学术史研究各1篇，作者既有本专业领域的权威学者，也有优秀的年轻学者。 即日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微将陆续推出《北大史学》专辑文章。本文为《“文以成政：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早期发展”学术研讨会纪要》，作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冯斌涛。

《汉书·律历志》提供了关于太初改历始末的宝贵信息，但其系年和叙述次序不无可疑之处。改历不应迟至元封七年才得倡议和开始筹备。《史记·封禅书》中公孙卿所述黄帝故事和《汉书·兒宽传》中的明堂上寿辞，透露出改历早在元鼎四年已具设想，在元封元年已有谋划，同时也显示出改历与郊祀、封禅等仪式活动之间有密切的关联，包含于同一套整体规划之中。《汉志》系年失实，可能主要是由于对太初改元诏书有所误解。武帝下诏改元应与宣布改历及其他改制措施同时，在太初元年五月，而班固却以为在着手议造新历之前。突破《汉志》的系年和叙事次序之后，可以重新推定改历的时间表。

据《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前124年）丞相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这被视为中国古代太学诞生的标志。《史记》的《儒林列传》和《汉书》的《儒林传》在序言中皆详载此事，较完整地收录了武帝的诏书、臣下集议后的奏请和武帝的最终批复（“制曰‘可’”）。过往的研究认为这三者构成一份格式完整的诏书。然而细绎相关文字，所谓“丞相、御史言云云”乃是公孙弘引用前诏之语，他个人的建言仅限于“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以下一段文字。相关事件的经过应理解为：首先，武帝下诏要求设立博士弟子，于是丞相、御史大夫与太常官员合议，提出方案奏请批准；该方案施行若干年之后，身为博士的公孙弘再度上奏，请求完善相关制度以拓宽博士弟子的仕途。因此，汉代太学的创建与公孙弘无关，《汉书·武帝纪》的记载有误。以《汉书·百官公卿表》和《汉书·兒宽传》考之，初置博士弟子的年代大约在元光（前134～前129年）初，不晚于元光三年，主持合议的丞相另有其人，太常则是王臧。

最近这些年，我在研究两汉魏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问题时，逐渐发现一个现象：“王者”这个概念在汉代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并且深刻影响了当时以及后来的政治生活。下面，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