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第21辑，是2020年11月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的“对话：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史”参与学者的论文集，主要围绕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中国史、世界范围内国家的现代转型展开研究，内容涉及：殷代的社会结构、前现代游牧国家的发展特征、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近代转型、中国史学引入社会科学方法的阶段性表现及其限度、布朗族村寨的“巴蒂然”研究，等等。

共和国史是一门新兴的研究学科。由于共和国史还是个不断发展中的学科，和现实高度贴近，研究难度很大。仅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这段历史言，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脉络是社会的隐没和复现。共和国成立初期，政治一度居于社会的绝对统帅地位，这带来了政治的严明和社会的安定，却也使社会活力逐渐隐黯不彰。改革开放是对社会活力的重新激发，改革开放的成果，和这一点关系至为密切。这虽然可能是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往往意味着难以颠覆的大众记忆。

“保护存量、培育增量”，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的主导逻辑。从承包制改革开始，便以培育农村社会的增量、财政包干制下的地方增量以及经济特区等方式来启动改革路线，在以存量为基础的增量发展中，通过增量的扩充来实现存量的演变效应。这种体制内外形成的双轨制，又逐渐被以分税制改革为基础的财政体制所取代，从而形成了体制内的双轨治理体系，突出表现出项目制的特征。

本文以研究方法、材料和近代西南边疆社会转变的问题为出发点，基于笔者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经验，就人类学与西南边疆社会文化研究的关系展开讨论，并以云南与缅甸交界的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及云南西部弥渡县围绕南诏铁柱庙的社群关系和地域社会的变迁的案例为中心，阐述日常生活脉络中地方民众对于历史诠释的看法与地方历史脉络之间的关联性，进而讨论近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转变的过程。

本文通过对中国历史研究在不同阶段所接受的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背景进行梳理，概要分析了在"现代化论”支配与"逆现代化现象”影响之下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分析框架在中国历史研究本土化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同时也论述了中国思想史日益边缘化的原因，以及正确吸收社会科学理论与克服中国史研究“常识化阙失”的基本途径。

本文探讨了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三个横向学科跨学科的可能与障碍，由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探讨了“延展性问题意识”以及可以适用于上述三个学科的方法论，即如何在跨学科中超越现象本身而达到见微知著、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以此追求由小现象发现大理论的展度、由事物表象探究深层规律的深度、由比较和联系发现一般原理的广度。最后将跨学科的三个方面归结为：守学科的基础，跨学科的方向，去学科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