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辑为第22辑，为“海洋史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专号”，收录文章14篇，各篇文章围绕海洋史研究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国家历史进行研究，包括日本、菲律宾、印度、东非等国家和地区。作者既有本专业领域的权威学者，也有已经初步经受学界检验的优秀青年学者。

在1931-1945年的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在“总体战”方针下，逐步纳入和实行战时体制，并发动了一场包括全体国民在内的广泛的社会动员运动。日本当局利用各种宣传途径，向民众灌输军国主义思想，使国民认同并支持对外侵略战争。同时，日本当局对国民进行了社会化的组织管理，将每一名国民分别吸收到邻组、妇女团体、青少年团体、在乡军人会等形形色色的官方团体之中；这些社会团体遍布战时日本的农村、城市、街道以及各行各业，发挥了联结政府与普通民众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此外，日本当局还对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包括婚姻、生育乃至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严密的管理和统制。战时社会动员是日本政府驱使民众参与战争体制、对战争“协力”的一项重要政策，攸关日本政府与全体国民的战争责任问题，作为其历史认识问题之一，值得我们认真关注与深入思考。

公元初至15世纪，东非沿海一带出现许多城邦国，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矗立在东非沿海地区500余年的基尔瓦城邦。它在鼎盛时期控制了东非沿海地区众多的港口城市，成为印度洋上最重要的古城邦之一，而印度洋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商业动脉之一。基尔瓦城邦的辉煌成就与希腊罗马世界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东非沿海一带城邦发展历程中的主要代表，也是东非沿海一带城邦发展史的缩影。基尔瓦港口城市是成就基尔瓦城邦的重要“功臣”。因此，本研究主要以基尔瓦港口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基尔瓦遗址的考古发掘与古籍记载，探讨这个位于今坦桑尼亚的港口城市在经济、政治与宗教文化方面对基尔瓦城邦建立的影响，进而折射东非沿海城邦国的发展历程。

本文以“以西渔业”为中心，从贯战史的视角，探讨战后初期中日渔业发展的动态走向和美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以西渔业的扩张与收缩来看，当时中日渔业关系既有冲突也有交流。两国渔业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了传统叙事中的国际关系因素，而且反映了海洋资源分配的转型——从强调公海的自由向强调沿岸国家利益转变。美国正是这种转变背后的驱动者。从东亚的历史经验来看，二战塑造了新的海洋秩序。新的标准与概念通过技术引进和科学考察得以确立与推广，新的资源划分方式通过法律和条约逐渐精确与固定。一个加速的海洋开发时代和精细的海洋管理框架，在战后初期已雏形初现。

墨西哥早期自由主义的形成和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在波旁改革时期，西班牙政府加强了对新西班牙的政治控制，削弱了克里奥尔人的自主性和优势地位，促使他们萌生了维护传统自由和权利的保守的自由观；在独立运动时期，王权的缺失和自由主义的《加迪斯宪法》的颁布鼓舞了殖民地人民参与政治管理，但与下层民众激进的起义不同的是，保守的克里奥尔人寻求的是殖民体制下的自治；在独立后的初期，1824年宪法确立的联邦共和制没能实现墨西哥的政治稳定。在这一背景下，自由派的政治理论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治理念与国家建构方案，以期解决墨西哥的政治失序问题。他们的思想流变反映了欧洲自由主义理论与墨西哥现实的结合。

近代日本在推行“大陆政策”的过程中，曾经制定了“北进”与“南进”两种战略主张，前者的战略重点在朝鲜、中国东北与俄国远东地区。为了推进“北进”战略，使朝鲜、“满洲”与日本本土结成一个整体，并向俄国远东地区扩张，日本规划并实施了“日本海横断路”计划，包括西日本—海参崴线与日本—北鲜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日本海运业获得飞跃式发展，“日本海横断路”进入了鼎盛阶段。进入20世纪30年代末期，随着日苏关系恶化，日本政府“北进”战略受阻，转而实施向东南亚和南亚扩张的“南进”战略，“日本海横断路”计划也相应破产。在加强日本与朝鲜、俄国经济交流及推进“北进”战略方面，“日本海横断路”计划发挥了重大作用，也是“北进”战略由计划到实施，再从繁荣到失败的现实反映。学界以往的研究多视“北进”为大陆扩张，视“南进”为海洋扩张。本文对“日本海横断路”计划的考察充分说明，“大陆政策”中的“北进”战略同样与海洋息息相关，是近代日本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欧班德运动是以创建于印度代奥本德的德欧班德伊斯兰大学校名命名的现代宗教改革复兴运动。它是印度乌莱玛在欧洲殖民扩张的时代背景下，就如何继承希尔辛迪等人改革复兴伊斯兰教的遗志，并回应现代化挑战所做出的众多解答之一。德欧班德伊斯兰大学既继承了印度伊斯兰教育的传统，也借鉴了西式学堂的办学经验，并根据时局变化改革人才培养体系。德欧班德运动建立了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伊斯兰教经学院网络，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和政治伊斯兰实践影响甚大。但是，德欧班德运动无法用传统主义、现代主义、世俗主义等既有标签加以概括，它继承的是伊斯兰教内生的改革复兴主张，并以现代方式回应了现代化的挑战。深刻审视“传统—现代”问题的印度教文化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德欧班德运动，进而反思以启蒙理性为唯一价值准绳的“传统—现代”两分法，从而深化对其他东方国家宗教复兴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的研究。

《日本书纪》讲读的相关记载中，收录有一系列关于“日本”和“倭”的讨论。长久以来，日本学界将此视作国号问题讨论的嚆矢，认为在这一系列讨论中发生了两个认识转变其一，从认为“日本”是自己提出的国号，转而认为这是由唐朝赋予的国号；其二，基于上述变化，时人的自我认同也经历了从“日本”到“倭”（やまと）的转变。本文指出，对于平安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音训不对应的情况并不罕见，与“やまと”这一日语发音对应的国名表述多种多样，“日本”只是其中之一；通过复原讲读过程，可以进一步发现，日本学界过度敏感于国号问题，同时不够熟悉讲读的流程与活动性质，导致了对“日本”和“倭”之讨论的诸多误解。

后梁开平四年（910），吴越国开创者钱镠在杭州主持修建捍海石塘，在民间留下了“钱王射潮”的传说故事。此故事的可信源头是北宋初年《吴越备史》，其后不断增入新的元素，但可证为道教故事。宋代僧人为此创作了六和塔镇潮的传说，与之针锋相对。捍海塘的成功修筑，主要得益于海塘修筑技术的创新，即因地制宜地改良了源于内河堤坝修筑的竹笼法，同时得益于东汉以来积累的潮汐知识的实际利用。捍海塘的修建保障了杭州湾沿岸地区的环境安全，是港口城镇发展的基础。潮汐知识在航海中作用巨大，是海船进出港的知识保障。海洋知识的积累以及相关工程技术的创新，正是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重要保证。

烟草专卖制是18～19世纪西班牙统治者在菲律宾实行的重要的经济政策。自1782年烟草专卖制在菲律宾建立始，直至19世纪末，菲律宾烟草业始终是西班牙在亚太区域内维系殖民政权与财政收入的保证。为在菲律宾开拓新的烟草边疆，西班牙人重新组织对菲律宾群岛的环境考察，并首次将殖民政权的触角深入北吕宋。烟草专卖制于菲律宾执行期间，北吕宋——主要是西部的依洛戈省、中部的科迪勒拉山区与东部的卡加延河谷，从西班牙殖民者眼中敌对落后的蛮荒边地一跃成为最富有生产力的烟草收集区。西班牙殖民者对北吕宋的环境想象，与其控制热带自然、“文明化”菲律宾，使之迈向进步与秩序的想象密不可分。这一环境想象也反映出18～19世纪西班牙面临殖民霸权危机之时菲律宾在亚太区域内的地位转变。

伯纳德·刘易斯是西方学术界研究奥斯曼-土耳其历史的开拓者，也是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其名作《现代土耳其的兴起》被视为这一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共和国成立以后，土耳其社会历经多次重大变革，包括早期的凯末尔主义改革、二战后民主化改革、伊斯兰主义政党崛起等，刘易斯是最早系统地讨论这些变革且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学者。回顾和总结刘易斯的奥斯曼-土耳其史观，不仅对理解这个颇有争议的大师级学者有所裨益，亦可使我们对土耳其近现代历史研究的脉络有更清晰的认知。

两宋时期，宋朝与日本之间始终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而是以宋商为主的民间贸易往来。北宋初期，宋商被日本安排在以前用来接待国家使臣的公馆鸿胪馆，开始了“鸿胪馆贸易”。11世纪中叶起，宋商的主要居住地以及贸易中心慢慢由鸿胪馆转移到了博多，并在博多形成了被称为“唐坊”的宋人居留地，开始了更自由的博多贸易。12世纪末，日本武士阶级掌权后，打破了日本自9世纪以来消极保守的对外政策，积极鼓励海外贸易，一些被称作“博多纲首”的在日宋商更是与日本地方势力结合，频繁地往来于明州与博多之间。作为日本接纳贸易船的第一大港口，以及日本国内唯一一处中国海商常驻地和贸易据点，博多在当时日本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在日宋商的存在更是让博多成为中世日本最大的国际贸易都市。

高丽王朝初年派往中原王朝的使臣中，有5位“王子”，但实际上他们都不是真正的王子。太祖王建为了统合豪族，实施了“赐姓政策”，赐姓王氏给不少功臣、豪族，结成拟制家族的关系，从而强化统治集团的凝聚力。因此，高丽初年的“王子”除了本义以外，还包含了被赐国姓而成为王建义子的功臣、豪族。这类“王子”使臣的派遣，是朝鲜半岛上层社会构造的变动在外交场合的投射。等到10世纪后期功臣、豪族势力退场，这类“王子”使臣便不复存在。

北京大学是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镇，冯承钧、向达先生等在研究陆上丝绸之路的同时，也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以后海上丝路的研究融入有关中外关系史或亚非史研究的范畴中，促进了多方位的视角观察和研究进步。进入21世纪，由于郑和下西洋研究一度升温，还有全球化史观的影响，以及随着中国考古队伍“走出去”，北大学人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课题更为广阔与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分四个时段，即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1949年至1978年、1978年至2000年、2001年至今，对北大学人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做了详细的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