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辑为第23辑，以“东亚思想与文化史”为主题，收录专题研究论文16篇，作者大部分为成熟学者，如孙歌、唐晓峰、唐永亮、罗敏等，也有北大历史学系的优秀博士生，研究内容包含日本考古、思想文化、儒学思想等；另外，会议纪要、学术评论、学术通讯栏目各收一篇。

18世纪末日本实行“宽政改革”，幕府推出了官方人才选拔考试“素读吟味”，旨在考查幕府中下级武士适龄子弟是否具备运用汉文训读法正确诵读汉文的基础学力。但对于汉文训读法的标准，早期研究分成两派，各执一词。本文通过考察和梳理史料，分析了1793~1797年“素读吟味”汉文训读法标准的可能情况，从语言文化研究角度为探讨“日本儒学体制化”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解读视角。

“锁国”时期的日本对中国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通过多条渠道来搜集中国情报。其中，由于釜山倭馆与对马府中（国元）、对马藩主与老中、日朝间信件的存在，“北京→汉城→釜山倭馆→对马→江户”被评价为验证中国情报向江户传递过程的最可靠渠道。日本近世初期，朝鲜应对马藩的要求，在准确提供了清朝入关相关情报的同时，又尽力隐瞒了朝鲜在“丙子之役”后降清等对朝鲜不利的事实。幕府打算从多个渠道验证情报的真实性，期望对马藩从朝鲜搜集中国情报；对马藩主为了回答将军的提问，命令倭馆馆守积极搜集中国情报。搜集虚实交错的中国情报，是对马藩在釜山设立倭馆的目的之一，到幕末演变成对马藩主最重要的职责。

如何挣脱或抵抗“资本―民族―国家”的宰制，一直是当代日本左翼思想家柄谷行人思考的问题。为回应福山主张的“历史的终结”，柄谷在《世界史的构造》中提出一个人类社会构成体的图式“A／BC／D”。超克“BC”（民族、国家、资本）的主要理论根据，是对“A”（氏族）进行否定后的高层次恢复，即对“D”的建构进行一种奠基。“D的研究”是柄谷试图为人类建构未来社会图像的思想试验。在“D的研究”中，他提出原游动性（“U”，具自由、平等、无偿赠予性格／小型游动民集团）的强迫式回归正是弗洛伊德的“被压抑物的回归”，主张人类必会因“U”的回归，而超越“A”“BC”的交换模式及其社会构成体，建构出具有普遍宗教性格的未来社会（“D”）。这一思想工作的成就，取决于恩格斯所说的宗教、社会运动以及柄谷主张的想象力。

提到内藤湖南的日本文化论，离不开他作为新闻记者而进行的1899年中国考察之行。可以说，这次考察进一步令内藤坚定了自己于1894年就大力提倡的日本“天职”论。迄今为止的研究大多着力于梳理这一日本“天职”论依存于甲午中日战争、日本主义的思想线索，但是忽略了内藤的中国考察、中国文化研究这一基本前提。就此而言，探究内藤最初的中国评价，进而落实到最初的中国体验，再到而后的中国文化研究，可以为内藤的日本文化论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进而更好地理解与把握内藤研究中国、“为了日本”的根本目的。

柳田国男开辟了日本民俗学，致力于用新的研究视角探索日本民众的精神世界。但是柳田的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其著名的“固有信仰说”成形于二战日本战败前后，受国家主义驱使，柳田在论述中始终持有强烈的排他意识。通过对民俗事象的分析，柳田意图解构外国思想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以重新树立民族自信心。然而柳田的论述多停留在想象和推测的层面，缺乏严密论证,因此并未完全建构起新的学说。褪去国家主义外衣，回归民俗学的“固有信仰说”仍然有其价值和意义，柳田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以及论述中提出的新问题都给后世民俗学者以启发。

当代语境下的“东亚”，与曾在帝国日本社会中出现的“东亚（東亜）”概念不尽相同。作为历史概念的“东亚”，其起源、演变和消亡的整个过程，同时也是近代日本人持续而长期地建构地缘政治话语、塑造国家身份叙事的过程。19世纪末的日本知识人以“是否独立、是否持主权”的标准划定“东亚”的边界。1933年，“东亚”取代“东洋”登上政治舞台。其后，帝国日本将被其承认“独立”的伪满洲国纳入“东亚之安定”的政治话语之中。以帝国日本为核心的“大东亚”叙事在1943年发生转向。其中集中显露的，既是近代日本人对“大东亚战争”之“大义名分”的再度设计，也是应对西方文明的正面挑战时，他们在不断膨胀的国家意志之下，“煞费苦心”地改写地缘政治叙事和重塑日本国家身份的复杂情感与心理。

中国作为庞大他者的存在，常让周边国家将之拉向“自我”或推向他者，形成既迎合又拒绝的推拉矛盾关系。本文透过中国周边之琉球与朝鲜的外交往来关系，分析它们常在意的“中国因素”及其所凸显的意义，时代焦点则紧扣在14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的明代。本文在第二节以朝鲜与琉球国书的往返、如何接待琉球使臣，在第三节以朝鲜与琉球送返漂流人，说明作为中国周边国家的朝鲜与琉球的交往，都不是仅考虑朝鲜、琉球关系，最重要的考虑仍然是“中国因素”，以凸显“中国因素”无所不在地在周边国家发酵的现象。在最后结论中，本文试图从“本质”企图检讨所谓的“中国因素”，认为“中国因素”绝非单一因素而成，而是互为因果、陈陈相因。因此当我们思考“中国”或“中国因素”之际，从周边国家或从东亚乃至世界局势来看中国，比单纯在中国看中国或从中国看周边国家会有更大的格局与胸襟。

和辻哲郎的伦理学以个体向绝对全体性的回归为核心命题。民族—国家共同体作为绝对全体性在实践世界中的最高体现，是个人去实践伦理要求的场所。在这一思想前提下，和辻哲郎将日本这一具体时空中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历史与现实悉数收敛到作为其表现者的天皇身上，构建出他独特的天皇制伦理学。这一理论在战前着重于解释天皇制神圣权威的本体论建设，战后则在时代危机的刺激下，转向了从民众中寻找足以拯救象征天皇制的主体性精神这一动力学问题。和辻哲郎这种向绝对全体性、天皇和传统回归的思想，或许可以拯救一时的危机，但最终会让自身沦为历史的囚徒。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日本儒学史”，肇始于井上哲次郎的“三部曲”。以往对井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其所分之学派的合理性和批判其倡导的国民道德论，鲜见从儒学“近代转型”的角度分析井上之“三部曲”所具有的研究范式的意义。本文从“返本”与“开新”两个维度诠释了这种“近代转型”：成形于明代的学案体叙述方式与日本近世的儒者资料汇编为“三部曲”之所本，而“哲学”的概念创制与系统性建构则为井上之开新。以此为论述框架，本文大体勾勒出“三部曲”所呈现的传统“经学”转型为西方视域下的“哲学”这一重要过程。井上的“三部曲”不仅直接促成了近代日本儒学史的成立，也对中国哲学史的现代学科建制起到了殊为重要的作用。

冈仓天心是日本近代史上颇具争议性的思想家。后世对他的解读往往无视其文本的脉络，无视他所处时代的特征，把他有关亚洲一体的论述以及“东洋之爱”的说法抽象化。为了在历史语境和冈仓个人的思想理路中准确地理解这些论述的含义，切近他的文本并参照他所处时代的状况展开分析是必要的。本文以冈仓的两个文本为解读对象，分析了日本战后思想史中三位思想家的有关论述，尝试勾勒出冈仓无法被日本浪漫派范畴简单回收的思想要素，初步探讨如何以冈仓为媒介思考“亚洲”这个概念在今天的含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儒学思想史研究领域形成并延续使用着“近代化”与“日本化”两种研究范式。通过对徂徕学“道德与政治”“人欲与经济发展”等具体例证的考察，可知以上两种研究范式均有可商榷的余地。进入新时代，日本前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需要在已有的研究方法外，辅以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日本前近代儒学整体发展脉络呈一种“形而下”的特点，是对“世态”与“势态”的孜孜以求，是对理想社会的想象与构想。他们较少讨论“心”“性”“情”更不会直接用“近代话语”求索民族未来。因此，应在时代背景下考察儒学的意义，减少预先的假设，用“近世标准”去理解近世，从历史出发然后上升到理论，让思维与史、逻辑与历史统一起来，如此或许能以当代人的身份看到由古到今东亚历史发展的一些脉络和因果联系。

丸山真男是二战后日本著名的思想史学家，为战后日本思想史学科的确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本文主要利用丸山关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尝试梳理其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主要内容和内在逻辑，以期为宏观性地把握战后日本思想史学提供一个路径。丸山将思想史研究对象分为四个要素、三种类型，并提出了分析思想史研究对象的两个不同维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他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具有内在逻辑性和合理性，其所提出的研究方法要么立足于对思想史研究对象、思想意义的深入分析，要么基于文化接触论视野下对日本思想史的宏观把握，既体现了学理化讨论的严肃性，也有落脚于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民族主义情怀。他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看似不完全成体系，但这种多元性恰恰提供了思想史研究的多元思路，为未来开拓创新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丸山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甚大，其研究方法对我国学界开展日本思想史研究亦有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