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 刘青：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候选人 本文发表于《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国际政治》2019年第1期转发。

今天跟大家聊聊我买书、读书的一些体会和感受，回想一下我们那个年代如饥似渴的读书状态，对当今的年轻人不一定有用，但大家可以当故事听听。

八年前，2014年3月下旬第十届史学论坛的开幕式上，我坐在台下，听刘浦江老师在上面致辞。那是他最后一次学术讲演，穿着那件标志性的蓝色西装，也是那一次，他提出了“入于汉学，出于宋学”的治学主张，几乎可以看作他毕生学术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当下的场景，很难不让我想起那一幕，想起这八个字。只是时过境迁，八年后再谈到这八个字，似乎又多了些不一样的感受。

墨西哥独立200年来的现代化道路是曲折的，其间出现过三种发展模式：初级产品出口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新自由主义模式。经历过两次发展模式的调整，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从外向发展转向内向发展；另一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内向发展转向外向发展。回顾墨西哥的现代化道路，似乎可以得出几点对整个发展中国家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启示。

在我国学术界，世界史与中国史之间的差异，在习惯表达中已显露无遗。对差异的强调，首先源自研究对象，进而推及至史料、概念、方法等层面。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史为微观研究，世界史为宏观研究；中国史重史料和考据，世界史重问题与思辨；甚至将中国史简化为实证研究，世界史简化为理论研究。这种认识显然存在着偏差，而出现这种有偏差的认识，肯綮在于对世界史与中国史在史料和理论的认识与把握上有偏见。

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应该是既包括对策研究，更兼具基础研究的特点。而从目前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的一般期待来看，大学的那种非功利性的道德性是同样重要的，因此，高校内的区域研究中关于基础科学研究的“硬核”部分，应成为确保高校区域研究区别于一般智库同类工作的标志之一，它们是确保大学区域国别研究的特色、底色乃至“道德性”的基石，也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研究时需要认真考量的问题。

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学家的过去，其内涵在于研究历代史学家所发展和实践的著史观念与方法。史学史的早期发展包括各种形式的关于过去人物和事件的叙述。这些叙述虽然形式各异，但往往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来编写。史学史成为一个研究领域是19世纪历史学走向职业化的一个结果，其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领域则以20世纪初《近现代史学史》《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等奠基型著作的问世为标志。其后，在新的环境下，史家对历史的性质、范围和方法论有了与前代人截然不同的新理解，即史家们摒弃了启蒙运动关于人类历史单线进步的观念，倾向于将世界历史视为一个多中心、多方向的过程，近年来全球史和环境史的遍地开花就是明证。21世纪初也有一些新的著作出版，有助于读者预测这个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是尝试用全球的和跨文化的视角来考察世界各地历史实践的传统与变革；二是许多从业者正在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史家的作品之外；三是人们开始分析未来科学技术新进展对人们认识和表述历史的影响。这三种发展趋势敦促历史学从业者：超越欧洲中心主义，落实全球化的视野；将关注的焦点从史家的论著扩展到整个有关过去的知识；检讨和应对科学技术的新进展对未来历史书写的潜在和重大的影响。

就当前讨论传统与现代化问题而言，我认为除了进行哲学的、历史的与文化学的探讨之外，还应该做一些实证性的研究，这就是对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运动中做出的选择及其成效进行科学的总结；其次是对最近十年改革开放中做出的新选择也来一番检讨，看看我们民族的选择里有哪些进步，哪些选择得正确，哪些选择是错误的；哪些是有自主性、有选择性地引进，哪些是盲目自流地引进；对于民族传统，则应看看我们自己的重估能力如何，哪些是应该否定的东西被得到了保护，哪些是应该保持的东西遭到了毁弃。我认为，能否提高我们民族在现代化急剧变革过程中的自觉选择能力；将决定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利钝。

东汉的宫中宿卫由少府、卫尉和光禄勋分掌。进入魏晋后, 少府的许多职掌归于光禄勋, 原由光禄勋负责的殿中宿卫和由卫尉负责的宫中宿卫, 逐步改由新的“中军”系统承担。魏晋的“中军”又分“殿中兵”和“宫中兵”两部分。曹魏的殿中兵有虎贲、羽林、冗从、常从、武卫、领军、中坚、中垒、骁骑、游击等营。西晋的殿中兵除虎贲、羽林、冗从、常从等营外, 还有二卫所领三部司马、熊渠、佽飞、五部督等营。曹魏的宫中兵主要有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营和左军将军营, 西晋增设右军、前军、后军将军营及翊军校尉营。

有清一代，铅是英国自产输华的第二大货物，英国又是在此期间西方对华贸易的最大国家。铅在清代中国的用项关乎军国大计，即军火制作、茶叶出口与钱币铸造，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乾隆朝以降，中国的铅采掘业愈发衰落，耗铅量却加大，而英国是铅的富产区，“洋铅”愈发成为补充。铅是英国来华贸易长年赢利的项目，这在工业革命前产自英国的大宗输华货物中实不多见，其在华售价逐步走高，但涨幅有限；清朝铅进口量不温不火、涨落有序，乃需求端与供给端之间需要大致持平的展现。

本文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为其英文新书An Early Modern Economy in China: The Yangzi Delta in the 1820s（《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写的发言稿。在第二十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上，剑桥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剑桥中国文库”中《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的长江三角洲》《汉代的谣言》两书的英文版。

15世纪英国帕斯顿等三大乡绅家族的书信，是研究经济社会史的重要史料。以1469年玛杰里·帕斯顿的婚姻个案为切入点，并以中世纪基督教的婚姻同意原则为大背景，对15世纪英国乡绅的婚姻观念与实践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关于同意原则对于基督大众的规训和支配作用，不宜作过度解读；同样，对于同意原则下婚姻所突显的自主、自由和爱情等现代性特征，不宜过分强调。乡绅书信为我们描绘出充满画面感的日常婚姻，其中偶有如玛杰里“爱情和自主”婚姻的另类点缀，但就乡绅的日常婚姻而言，仍然是土地财产和身份地位等传统要素在发挥重要作用。

进入21世纪，我们处在一个压力明显增长的时代。历史学界面对着创新的挑战，出现了许多新的探索和尝试，“数字人文”是其中重要的路径之一。这些年来，学者根据各自不同的研究实践，提出过多方面的建议与质疑，体现出对于“数字人文”走向的高度关注。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现实政治发展与历史认识的关系密切，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尤其如此。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需要，推动了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另一方面，对中国历史发展特征的解释，也成为论证中国革命特征和中国共产党使命的重要方法，并由此制定党的工作方针、任务及策略。历史解释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此种情形，在共和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基本未发生重大的改变。所不同的是，共和国建立后即刻面临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没有捷径可走，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既有历史经验和深入研究全部世界历史。然而，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每遇重大发展阶段，往往出现正确认识未能坚持，甚至在实际工作中被放弃的悲剧。为何如此？本文拟以重大历史阶段工作重心转移的认识及实践为分析对象，强调这一过程中的历史认识和解释因素，也就是说，正确认识能够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往往需要经过一个艰苦、曲折的历史过程，如何能使这个过程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则与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解释相关。

2021年2月3日，北京大学专家学者新春座谈会在英杰交流中心召开。文研院院长、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参加并围绕北大人才建设方面建言。

立足于国别史的世界史，可见其深，这样的世界史研究如同枝繁叶茂的大树，根基深厚；而心怀世界史的国别史，可见其广，这样的国别史研究如同站在高山之巅，所见广博，所思则大。而融国别史与世界形成史于一炉的新型世界史，不仅根深叶茂、视野开阔，而且能超越国别，展示其跨文化的、博大的人文关怀。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草创到繁盛，从成果寥寥到硕果累累的过程，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与此同时，这一领域总体的学术水平有待提高，未来面临的挑战将非常严峻。值此历史大变局的时刻，总结过去70年我国美国史研究的成就与问题，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无疑是有意义的。

历史是不是只能从这些古籍文献当中找到呢？我们在全国各地跑，在每一个地方做很长时间的田野工作、田野调查，大概已经有了三四十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这样的努力，通过田野调查，让我们知道历史和我们生活着的现实的世界是紧密相连的，它是一条割不断的河。

本文关注的主要不是当下土耳其政治的问题，毋宁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一下围绕圣索菲亚之身份的“记忆与遗忘”这个主题。另外，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过于关注土耳其的现代化和世俗化问题，可能也是一些论者基于自身处境的观照，因此，最后笔者也想就此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